12月28日，最高檢官網公布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代表委員的建議提案的辦理情況，對預付式消費領域的建議，市場監管總局表示，出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從頂層設計上堵塞預付式消費領域監管漏洞。商務部表示，推動適時修訂《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明確各方權利義務，壓實地方責任，提升監管效能。最高檢則表示，探索預付式消費領域公益訴訟可能性。

　　預付式消費侵權亂象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越演越烈的頑疾。何以如此?不久前，廣州法院總結預付式消費案件的特點指出，此類案件涉及行業范圍廣，爭議焦點較集中;爭議標的額較小，小額、簡易程序適用率較高;涉訴當事人較多，群體性訴訟占一定比例。從中可以看出預付式消費侵權具有普遍性，“小而眾”，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并且耗費大量司法資源，卻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

　　預付式收費是先付費后服務的模式，付了費能否提供承諾的服務明顯存在不確定性，是顯性的信用風險。而且表面上看這是服務合同關系，但是這種服務往往是商家對應著萬千消費者，“一對眾”的格局就無限放大了內在的信用風險。而在履信制約方面，很多預付式消費的行業，特別是教育培訓、健身、家政服務等跑路多發行業，經營場所多是租賃的，人員也是流動的，基本不具備善后的強制履信條件。

　　現在難點在于，僅僅立足于合同信用本身，靠司法維權訴訟兜底，導致制約的失軟，原因在于追索守信的成本太高。這就不難理解，為何預付收費商家跑路越來越多，其原因絕非都是經營不善，如美發的跑路了，提供的純手藝服務，哪來那么多虧損?顯然，這種侵權具有相當的惡意性，并有負面激勵效應。

　　所以，治理預付式消費亂象，重點并不在解決發生跑路后怎么辦，關鍵還是如何防范跑路發生，或者準確地說防范“帶錢跑路”的發生，這顯然需要正視預付式消費內在信用風險，并真正牽住防控的牛鼻子。

　　越來越多地方開始對行業實行資金第三方存管制度，通過控制支付結算，掘出安全隔離墻。同理，如果將預付式消費引入到金融支付信用管理的渠道來規范，顯然較合同訴訟更主動，也比單純行政管控更有操作性。如禁止商家單獨收取消費者的預付費，必須由第三方提供信用擔保，或與第三方支付平臺合作，由第三金融機構對商家進行信用風險管理，約束和規范商家經營行為，細化支付結算管理，并為消費者的資金安全提供保障，通過信用管理的市場化服務，為預付式消費創造良幣驅劣的健康安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