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建設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為我們觀察和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的本質、功能定位和制度特征提供了根本立場和方法論，科學闡明了認識和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建設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以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體系的基本原則。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與實踐創新提供方法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深刻反映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是“政治經濟化和經濟政治化的本質運動”的實踐特征。習近平經濟思想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有機統一的科學理論體系。其中，新時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實踐，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對象和內容體系，即本體論；立足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現習近平經濟思想關于把握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辯證關系，即認識論；始終堅持問題導向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緊密圍繞和科學把脈重大而緊迫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途徑和方法，即方法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我們觀察分析新時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若干重大問題和現象提供了根本遵循，為我們觀察和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的本質、功能定位和制度特征提供了基本立場和方法論。

　　財政在最本源意義上是一定社會形態下資源汲取和分配的方式，在形式上具有顯著的經濟屬性。同時，財政又是以國家為主體、體現國家意志、服務國家戰略的資源汲取和分配方式，在本質上具有顯著的政治屬性。因此，一個社會的財政現象和問題是最具典型意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主要領域。具體到我國，財政始終服從和服務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史實踐，始終服從和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全部歷史過程，這個基本的歷史和事實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財政與國家之間的本質關系出發，去認識中國財政的建設實踐和理論演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財政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斷和權威論述。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重大判斷，到黨的十九大對“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進行全面部署，再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以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建設的本質特征、制度形態、體制機制、功能發揮等作出了全面、系統的規劃和部署，從黨和國家戰略全局出發看待財政的本質及制度特征，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中確定財政建設的實踐路徑和功能定位。這一系列重大判斷和論述，構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為我們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實踐、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把握財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形成和演進的邏輯

　　財政的制度安排及其實踐運行深刻內嵌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整個過程。只有從這個本質聯系出發，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建設的本質、制度特征和體制變化等內在聯系與運動規律，從根本上把握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對我國財政本質和制度特征的決定性作用，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財政體制、財政功能定位等發生歷史性深刻變革的內在規律。具體而言，就是準確把握我國財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形成和演進的邏輯。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財政建設的系列論述中，“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重大判斷，為我們理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財政理論邏輯提供了基石。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國家是財政資源汲取和配置的主體。這是財政與國家關系最基礎的理論層次。近代以來，財政資源汲取和配置方式的發展及其制度性安排，為現代國家形態的形成和演進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和動力，同時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斷發展成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由此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的本質及制度特征、推動財政建設的實踐路徑等，這是現代國家和現代財政之間的關系在我國的獨特實踐形式。

　　從歷史的視野來看，國家主體性、財政基礎性的本質聯系是始終不變的。但這種聯系在制度形式、功能向度、表現方式等諸多方面隨著時代變遷和制度演進發生著深刻變革。由此而引發的問題是：財政與國家之間的一般性聯系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演進，將會怎樣引起它們在理論形態上的變化？我們應該怎樣在這種財政與國家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的過程中把握住其本質聯系和理論內核？

　　改革開放前，我國財政理論的主流觀點是“國家分配論”，即把財政和國家職能聯系起來，把財政作為在本質上實現國家職能、在形式上體現為貨幣經濟關系的工具。應該說，這種理論認識，是與當時我國業已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財政作為國家直接管理經濟和資源配置的手段工具，并主要表現為統收統支、高度集中的制度形式相適應的，與國家主體性的財政表現形式也是高度一致的。

　　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啟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新實踐形式。這種歷史性的深刻變革在財政與國家關系的理論反映和折射，是市場化改革探索初期的“社會共同需要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公共財政論”等觀點。“社會共同需要論”體現了我國在改革開放后逐步放棄計劃經濟體制，并按照市場化方向探索財政理論對這種轉軌現實的適應性調整，逐步深化社會主義財政所蘊涵的人民性、公共性內涵。而“公共財政論”則更多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聯系，從市場經濟發展和克服市場失靈的角度出發，強調改革財政資源汲取、配置的范圍和方式，最大限度地實現全社會資源最優配置。

　　那么，怎樣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體制和作用方式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否意味著國家在財政中的主體性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在理論形式上，“社會共同需要論”對財政的功能定位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強調要把財政功能與計劃經濟體制相脫離，二是強調財政要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但是，這種觀點并沒有改變一個基本事實，即財政滿足共同需要的實際過程同樣是由國家作為主體來配置和完成的。相比之下，“公共財政論”更加突出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財政應該在有效區分政府和市場作用的框架內確定功能和發揮作用。但是，與市場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相聯系的“公共財政論”，所限定的只是在資源配置意義上政府和市場關系中的財政功能和作用方式，它同樣也沒有改變國家仍然是財政資源汲取和配置的主體這一基本事實。

　　顯然，無論是不同歷史時期財政體制形式和功能發揮發生的深刻變化，還是反映在不同階段財政與國家關系的多種理論觀點，國家在財政中的主體性地位是沒有變化的，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一主體性地位的實踐表現形式。因此，“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一重大判斷，是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對財政與國家之間本質關系更加成熟的理論認識和深化。這是我們在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導下應該準確把握的財政理論的核心邏輯。

　　把握財政改革的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

　　既然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那么財政必然地要體現國家意志、服從國家需要。這既是對財政作為實現國家需要的基礎性工具和手段的基本判斷，同時也為我們理解財政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形成的歷史和實踐邏輯提供了重要依據。

　　財政的制度安排及實踐運行，深刻嵌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其中，核心要素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民族近代以來180多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100年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70多年的歷史都充分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主題，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始終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必須始終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強大國家能力及顯著制度效能，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財政的制度形式和功能定位。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和制度還缺乏經濟基礎的保障，為國家建設提供經濟基礎保障所要求的經濟現代化、工業化基礎還相對薄弱。因此，無論是建立強大國家能力所需要的資源動員、汲取和管理能力，還是為經濟現代化、工業化提供必要的制度條件和資源條件，都需要建設強大的國家財政汲取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從而在財政體制安排上形成中央政府主導下的高度集中、統收統支的財政制度形式。它不僅是與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動員和汲取資源以快速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以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而且為這種特定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能力發揮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因長期通過計劃經濟體制直接管理資源而最終導致資源配置扭曲，從而難以為經濟增長和現代化提供足夠的微觀激勵，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市場化改革尤其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前提。因此，就我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的不同歷史時期而言，財政的制度安排及實踐運行，先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作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的政策手段和工具，后是在改革開放后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相聯系，成為進行宏觀調控、維護經濟穩定、引導市場經濟發展以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政策手段和工具。

　　那么，怎樣認識我國財政制度形式及其實踐運行的歷史性變革？這種歷史性變革在何種層次上改變了財政的制度形式和功能形態？

　　從具體實踐形式上看，財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作為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的手段，其功能范圍和作用方式更加直接地介入到全社會的資源汲取和配置過程中；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財政一方面要通過自身的功能范圍和作用方式的調整，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還要作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手段，在宏觀資源配置上體現國家的政治意圖和戰略要求。這反映了經濟體制改革中財政體制形式和實際功能的改變。與此同時，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是服從、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工具手段，這一基本性質和定位是沒有改變的。或者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體制形式和實際功能所發生的深刻改變，只不過是它在新的發展階段獲得了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實現形式。從這一根本定位出發，才能夠在理論上形成對我國財政建設和改革實踐統一的歷史認識。這是我們依據“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重大判斷，把握財政服從和服務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主線，從而正確認識我國財政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邏輯。

　　財政服從和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發展，是新時代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制度及其運行必須重點關注和把握的實踐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深刻表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其中最具開創性意義的是，開辟和形成了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實踐路徑。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首要問題是政府和市場誰是資源配置的主體。財政作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配置資源的載體和手段，在這一轉軌過程中既是直接的被改革對象，也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手段。

　　所謂被改革對象，主要是指財政作為國家管理經濟和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必然要面臨著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比如，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在財政體制、功能范圍和作用方式等方面作出深刻調整，包括“分稅制”的央地財政關系、預算制度改革以及稅收制度和稅收體系改革等。

　　所謂推進改革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財政作為對全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具有直接影響的重要制度和政策手段，還承擔著開啟市場化改革、為改革提供動力、規范市場運行等重要功能。比如，“分灶吃飯”“財政包干”等向地方政府和市場主體放權讓利。

　　在不同階段的重要改革中，財政一方面通過自身體制機制調整，牽引和推動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原動力。另一方面，財政在保障經濟建設重大戰略方向以及社會公共需求、避免市場自發運行可能導致的負面后果、確保市場經濟發展始終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財政通過兜底方式承擔轉換過程中的各種體制、改革和歷史成本，以及新形勢下落實“六穩”“六保”以及大規模的“減稅降費”等重要政策措施，為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實現社會大局穩定提供重要保障。這是財政改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

　　那么，怎樣認識和評價財政改革實踐？它在理論上提供了什么樣的重要啟示？

　　正確認識和評價我國財政體制改革，必須扎根和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獨特性。在制度意義上，我國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財政的改革實踐形式在本質上是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前提決定了我國財政制度及改革實踐的獨特性。因此，對于財政改革的理論研究和思考，僅僅關注和解釋財政收支活動效率的“財”，而沒有關注和解釋財政實踐活動背后的“政”，是不足取的，也體現不出國情的特殊性。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仍然處于持續進行當中，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就決定了我國財政制度及改革實踐也更加突出地體現為改革過程中的獨特實踐形態。在更深刻意義上，這一獨特性使得財政不僅自身發生了深刻變革，而且在實踐上促進了“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有機結合，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基礎。這是立足財政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必須把握的財政改革的實踐邏輯。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建設的基本原則

　　在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指導下，運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和方法，有助于我們在正確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財政建設的歷史經驗基礎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建設的基本原則。

　　第一，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貫穿于財政服從和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部歷史過程，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的本質和內涵。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國家在財政活動中占據主體地位。現代國家的顯著特征是政黨日益成為國家制度的重要結構性要素，政黨—國家制度深刻影響和制約著現代財政建設。在政黨—國家的理論框架下認識和理解財政活動，是一個十分重要但同時也是往往被學術界忽視的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建設必須圍繞和反映中國共產黨追求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和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必須刻畫和反映這種歷史和實踐，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體系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也是對中國財政建設的歷史和實踐進行理論解釋的首要問題。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建設必須堅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把握財政理論體系的方法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的研究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顯然，作為最本源意義上的財政行為，不僅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管理體制層面上體現為國家的經濟活動，而且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具有體現國家意志和服務國家戰略的本質。這種同時具有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的行為特質，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總結出來的重要經驗，也深刻反映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

　　第三，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體系，必須扎根和直面當代中國改革，從財政服務和支持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實踐問題出發，尋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的實踐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力”“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基于和圍繞現代化建設的財政發展實踐，以及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財政改革評價標準，才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體系的真正源泉。

　　比如，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財政改革實踐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發展階段、兩種體制安排之間的特定發展過程，這不僅要求財政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和對象應該體現這種特定改革過程中的實踐，而且也要求按照這種獨特改革形態去構建財政理論體系和評價標準。

　　又如，在40多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階段性財政改革措施，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財政制度的彈性或者包容性特征，恰恰是對我國財政改革實踐過程的客觀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應該立足和總結這種改革過程當中的特征和事實。

　　再如，在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激勵地方政府謀求發展的客觀事實，以及在保障中央政府權威前提下形成的央地財政關系等體制經驗，同樣反映出財政改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提供有效制度激勵的改革智慧，也是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本身就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獨特的實踐和理論價值，總結和呈現財政改革實踐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之間的關系，闡釋財政能夠以及如何在繼續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承擔使命和發揮作用，也是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必須回答的理論命題。（作者系東北財經大學校長、東北財經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