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在江蘇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南通博物苑，了解張謇興辦實業救國、發展教育、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的情況。總書記指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群眾，影響深遠，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言猶在耳。來到位于濠河之濱的南通博物苑，張謇塑像立于庭院中央，神態堅毅果決、躊躇滿志；兩株先生手植的藤蘿仍綠意盎然，恰似其不泯的風骨。在南通博物苑苑長杜嘉樂的引領下，我們透過一件件珍貴的館藏文物，再度走進了那段傳奇的歷史。

　　狀元辦廠，走上實業報國之路

　　1903年，張謇東渡日本，觀摩日本第五屆國內勸業博覽會，對其政治、經濟和教育等方面進行了考察，親身感受到明治維新帶來的日本社會發展。這一時期張謇寫下的《癸卯東游日記》詳盡記錄了此行的所見所感，后來這本日記由南通州翰墨林書局印行，成為晚清重要的域外游記。

張謇《癸卯東游日記》

　　如今，透過泛黃的紙張、略有殘損的書頁，我們仍能感受到密密麻麻的鉛字背后，張謇親睹日本強大后愈加迫切的救國濟民心理。博覽會上，日本“聚其國內所產制物品，分列農業、園藝、林業，水產，礦冶，化學，工藝，染織，工業制作，工藝機械，教育學術，衛生、經濟、美術及美術工藝為十門”，展現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高中的完整教育體制已經形成，學科設置注重均衡發展，工業學校的細菌室里，購自德國的顯微鏡“可自五十倍至一千三百十五倍，以視極微茫之肺病了然瑩澈”……在張謇看來，“政府有知識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擔任贊成”，舉國上下“孜孜矻矻、心慕力追”，是日本明治維新僅30余年就天翻地覆的重要原因。

　　“東游日本期間，張謇‘實業教育迭相為用’‘父教育而母實業’的思想進一步確立。他提出‘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以儒家士大夫‘舍我其誰’的擔當意識，奔走在實業救國的道路上。”杜嘉樂說。

　　事實上，早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時，這位晚清狀元就萌生了“跨界”辦廠的念頭。“和約十款，幾罄中國之膏血”，張謇日記里的這兩句話，書寫時筆觸格外頓挫有力，可見其椎心泣血。幾經奔走后，1899年，擁有2.04萬紗錠的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由于張謇是“文章魁首”，大生紗廠便以“魁星”圖案作為商標，當看到那“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樸拙設計，參觀者們忍不住會心一笑。

大生紗廠《廠約》

　　博物苑珍藏的大生紗廠《廠約》和股票是中國近代企業制度發展史上“大生模式”的生動闡釋。《廠約》闡明了紗廠的辦廠宗旨是“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規定了一套章法嚴明、系統完善的規章制度。由張謇親手書寫的《大生機器紡紗廠股票》是中國最早的股票之一，同樣體現了狀元辦廠的世界眼光：以招股集資的方式靈活變通，“一介寒儒”走上了實業報國之路。

大生機器紡紗廠股票

　　廠房鱗次櫛比，荒涼冷清的唐閘變成興旺發達的工業區；紗廠車間里，自英國購進的新產紡紗機有序運轉；鋪設鐵道、疏浚河道，“大生”建設起自己專屬的水路運輸設施和工具……南通博物苑里陳列的一幅幅黑白照片，拼湊起“中國近代第一城”南通的繁盛情景。杜嘉樂介紹，張謇早就有了發展循環經濟產業鏈的自覺意識：紡紗時剩下的棉籽可以用來榨油，于是開設了榨油廠；油渣可以制作肥皂，于是建成了肥皂廠；面紗需要用面粉來漿洗，索性建了面粉廠；在墾區“就地取糧”建造頤生釀酒公司，頤生酒摘下意大利萬國博覽會金獎……這條精密銜接的循環產業鏈，令后人贊嘆不已。

　　教育為本，激勵“人人肩上各自擔起”

　　張謇在家中排行老四，老南通人習慣把他稱作“四先生”，“先生”亦是對師長的敬稱。張謇一生興辦或捐助了300多個不同學制、不同門類的學校，創建了從學前到高等學校乃至特殊教育的完整教育體系，大多數南通人都曾在張謇創辦的學校里讀過書——這一聲“先生”，張謇自然擔得起。

　　父教育而母實業，以實業利潤反哺教育，教育在張謇心目中占據重要地位，寄寓著他深厚的家國情懷。“《馬關條約》簽訂后，張謇在《條陳立國自強疏》中這樣反思：‘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強。知識之本，基于教育。’他還提出，‘世界今日之競爭，農工商之競爭也；農工商之競爭，學問之競爭也。’這樣的觀點在當時不可謂不振聾發聵。”杜嘉樂說。

　　辦學過程中，張謇時刻不忘將拳拳愛國之情傳遞給學生們。1903年4月27日，由張謇親手創立的通州師范學校正式開學，在開校演說中，張謇以宋代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激勵學生，鼓勵他們為民族圖強奉獻力量。作為我國第一所獨立開辦的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與南洋公學附設師范院、京師大學堂附設師范齋一同被公認為中國師范教育肇始的三大源頭，張謇為該校確立的“堅苦自立、忠實不欺”八字校訓，也由此成為澤被后世的精神遺產。

　　一幅幅珍貴的影像定格了我國現代教育事業發展進程中的諸多斷面：三兩個通州師范學校學生戴著斗笠奔忙于田間，這片農場專為師范生進行農業實習而設，分為農藝、園藝、畜牧區，溫室、涼棚、雞塒一應俱全；當地第一幼稚園里，涼亭、秋千、草坪為兒童提供釋放天性的空間；身穿長裙、挽著發髻的師范女學生們正在練習洗濯、烹飪，忙得不亦樂乎；紡織專門學校門口，懸掛著張謇手書的著名校訓：忠實不欺，力求精進——想必也是張先生謀劃實業時的一句自勉。

鐫刻著張謇《家誡》的石屏風

　　“我之愛子孫，猶之古人也。愛之而欲勉之，以進德而繼業……”在一面鐫刻著張謇《家誡》的石屏風上，我們讀到了張先生希望子孫后代勤于自勉、清白為人、永葆基業的良苦用心。杜嘉樂說，2015年，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特意在首頁位置登載了這段家誡，用來勉勵黨員干部，堪稱“警言流芳”。

　　造福鄉梓，將南通建成“人間的天堂”

　　在張謇看來，除了興辦實業、教育外，社會公益也是城市建設中必不可少的方面。杜嘉樂說，張謇所指的社會公益，包括社會教育、慈善事業等各個方面，“他希望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使人們的素質不斷地得到陶冶和提高。”

　　南通博物苑館藏的“博物苑觀覽證”記錄了這座中國人創辦的首家公共博物館的悠久歷史。1902年，張謇在通州師范學校的西側建造了一座植物園，供學生們作為實驗場地。幾年苦心經營，張謇又于將植物園建成為博物苑，設中館、南館、北館三座建筑，陳列歷史文物、自然標本和美術作品。室外的空間則建為花圃、假山、亭閣、水榭、魚池。一個“苑”字，道出了張謇的深切用心，這里是中國古代苑囿與現代博物館的結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科學內容，乃文化薈萃之地。

博物苑觀覽證

　　“最初，南通博物苑是配合師范學校教學的附屬機構，但開放之后，吸引來的人越來越多，各界人士紛紛涌入博物苑參觀。張謇因此修改了《觀覽簡章》，制作了觀覽證牌，這件‘觀覽證’保存至今，成為我國最早的參觀門券。”杜嘉樂介紹，從那時候起，南通博物苑就很好發揮了社會公共教育的作用。另一件館藏文物《南通博物苑品目》見證了博物苑發展的腳步。地柏、蒲葵、方足幣、方首刀……這份編印于1914年的目錄上顯示，當時博物苑的文物和標本，按照天產、歷史、美術、教育四部分共有2973件之多。

《南通博物苑品目》

　　造福鄉梓，幫助群眾，興辦博物館只是張謇在南通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的一小部分。他這樣闡述實業、教育、慈善三者之間的關系：“竊謇以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時，惟賴慈善。”他把慈善事業看做自己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理想的重要補充。

　　在南通博物苑的展廳內，老照片還原了張謇在南通留下的樁樁義舉：他主持建立了醫院、育嬰堂、養老院、殘廢院、棲流所、濟良所、貧民工場、聾啞學校、游民工廠等慈善公益機構。育嬰堂內，棄嬰各得所養，嬰兒養至7歲后，送入幼稚園，然后再送進學校培養；設在南通城西門外的棲流所，專收在社會上流浪的乞丐，傳授其謀生技能，使其自食其力；張謇在南通、東臺、儀征三地創辦的貧民工場，收留鹽區貧民，將他們分別培養為木工、織工、漆工等。

　　杜嘉樂介紹，張謇興辦種種社會慈善機構，基本都由自己出資，1912年他過完60歲生日后，拿出了朋友們送來的賀壽之金，在南通城南興辦養老院，收養大批生活無著的孤寡老人。養老院建成后，建設費用和日用開銷全部由他一人承擔，甚至孤老們去世后的棺斂安葬，也由張謇出資料理。

張謇在南通興辦的社會公益機構

張謇在南通興辦的社會公益機構

張謇在南通興辦的社會公益機構

　　在張謇的主持下，南通社會和諧、安定祥和。當時的一篇英文版張謇傳記這樣描述南通的情景：“美國的流浪漢、歐洲的醉鬼，這些街頭熟悉的身影和其它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南通州是沒有的。這里的工廠、農墾工程、公路建設項目有效地吸引了所有的勞動力，而余下的老弱病殘則被張謇幫助設立的慈善機構很好地照顧起來了。”日本人內山完造將南通形容為“理想的文化城市”，《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評語贊南通是“人間的天堂”。

　　濠南別業里，一幅張謇手書的對聯引起參觀者久久凝望：“貴賤無常，惟人所速；日月可愛，忽去便過。”言語之中充滿了對時光流逝的不舍。既是歲月不居，不如聞雞起舞——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傳承先生身上的愛國情操、實干精神、奉獻意識，便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交匯點記者 馮圓芳 于鋒